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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里德兰任职早期，韦德对期末考试的学生进行了一些有益而难忘的复习授课。

所以，在我国学区划分时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如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学校数量、教师质量等等，农村一直是教育质量薄弱地区，美国农村地区学校合并的举措并未取得良好效果，其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将同一水平的学校相合并。其次，区教育局每年均制定当年度的小学入学工作实施办法，对小学入学工作的基本原则、招生办法、工作要求等内容作出规定，并在附件中对当年度施教区进行划分。

我国现阶段的义务教育由于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等差异而导致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由此而引发的择校之风屡禁不止，同时也带来了高额择校费、学区房价格飙升等一系列问题。按照经济学萨伊定律的解释：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若没有择校，公立学校体制变革的动力只能来自政府的外部调控，而没有公立学校的体制变革，公立学校自身的发展则会失去活力，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家长无校可择。我国教育水平低下的地区无论在硬件条件还是师资力量上都明显落后于发达地区，因此，在这种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的条件下，就不能再以公平的方式划拨教育经费。然而，实施就近入学需要一定的条件，需要一个实践过程。

南湖三小2015年一年级新生摸底人数、报名人数与学校招生计划数基本相当。按照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接受国家的义务教育。[7] 2013年政府换届，在信访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一政策转型能否有效解决基层政府权威流失和访民社会动员威胁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根据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375个因上访而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的刑事案件分析可知，上访者已经成为了刑事治理的对象，他们成为了刑法惩治的目标。冯仕政在关于信访的历时性研究中指出，1978年国家信访工作开始以冲突化解为导向，这带来了信访体制的科层化。22 在魏保政寻衅滋事一案中,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 对于辩护人提出魏某某没有主动向接访人员索要钱款, 其所得钱款均为接访人员主动给其的国家维稳资金的辩护意见, 经查, 卷宗现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魏某某向二道江区接访人员索要的路费和相关费用均为接访人员的个人财物, 非系国家下拨维稳资金, 故此项辩护意见不成立, 本院不予支持。

地方食髓知味，已经开始将其用于处理那些在向基层政府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情绪激动、行为冲动的乡民。不仅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地方政府的权威同样也需要呵护。

京[1件]、冀[10件]、晋[4件]、内[11件]。2 秦小建:《信访纳入宪法监督体制的证成与路径》, 《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6. 曾被公安机关多次训诫、行政拘留或行政处罚。7 刘成伟:《信访销号窝案》,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7月26日。

在新乡市政府办公楼门前不听工作人员劝解，哭闹、上吊等行为已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20] 邓某某与他人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门前滞留。2012年10月30日周口市政府对李某某所反映的拆迁安置上访进行了三级终结：信访人的诉求无政策依据，不予支持。2014年6月9日，川汇区召开党政联席信访工作例会，决定从全市信访稳定大局考虑，为李某某解决120平米安置房和25万元现金补偿。

[8]2014年5月，《国家信访局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实施，不再受理涉法涉诉及未依法逐级上访的信访事项。2013年9月30日下午，邓某某伙同其他上访人员再次到联合国计划开发署门前，当时在场群众有十几人，被告人邓某某伙同他人将长623厘米、宽75厘米的横幅打开，致使在场群众惊慌，有几人立即离开现场，后邓某某收起横幅。

李某某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十九次。也有法院在其判决理由中透露出这样的见解，如果上访者所得钱物，系由国家维稳经费中拨付，则不认定为强拿硬要公私财物。

在严厉的考核指标压力下，有人想到了通过修改信访数据来达到考核指标，销号的生意于是应运而生，形成销号腐败利益链。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上访者齐集北京，他们因为真实的或放大的冤屈，在相互倾诉中寻求安慰，在分享经历中建立信任，并且为了互相援助而一起行动。这一新认识支配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当下形态。另一部分上访者被判了缓刑，极个别的被判处拘役。2013年后的这一政策转型使得信访治理发生了一个实质的转变，从权利救济、社会治安问题转化成刑事犯罪。信访是党和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是实现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原则的实现机制，信访也是党群关系的紧张冲突经由说服教育、照顾关心、协商劝阻而达至新和谐的渠道，信访工作有社会动员和冲突化解的双重面向。

从立法原意看，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强拿硬要是类似于流氓分子对于小摊小贩的强拿硬要行为。上访者不同意答复意见书可以要求复查。

陈某英、李某冬、黄某云、谭某武、张某香、蒋某华、臧某财、汪某君为了实现各自诉求，于2015年1月先后至北京进行上访。[18]当信访中的扰序上访、无理上访直接入刑，实际上意味着对于信访工作的新认知、信访政策的新定位。

这样一个心怀不满而零星聚集起来的群体，就政权角度而言，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一些案件中，法院判决对上访者从政府获得的款项予以追缴后退还被害人，或者上缴国库。

[17] 二、信访的刑事治理：群众路线的调整 信访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实践。教唆闫某甲、闫某某进京无理上访。信访三级终结制指的是信访件经过答复、复查和复核之后，将被认定为已经终结，此后对于同一诉求不再受理。2014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健全科学合理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取消了此前饱受地方诟病的信访排名制度，提出了要改进和完善考核方式，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人口数量、地域特点、信访总量、诉求构成、解决问题的质量和效率等因素，合理设置考核项目和指标，不简单以信访数量多少为标准进行考评，推动各地区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和解决问题上。

【[2015]乾刑初字第168号】 在访民中，通过裸奔的方式来吸引民众的关注，也时有发生。6 刘成伟:《信访销号窝案》,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7月26日。

此后，即使对复核意见不满意，也不能就同一事项进行信访，这就是信访的终结机制。2013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张某某虚构人和镇政府干部葛国文对其殴打的理由，以信访控告相要挟，向葛国文索要6万元，因遭到葛国文拒绝而未得逞。

绝大部分的案件中，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都曾给付上访者从几千到几万，乃至到几百万不等的钱物。13 宁某某因拦截首长车辆而被判处寻衅滋事罪, 在供述中, 她道出了信访只能形式终结的天机。

【[2016]吉2426刑初32号】 结语 信访作为权利救济的合法机制，其存在和运作本身就为访民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平台。就信访的类型来说，可以分成有合理诉求的申冤型上访和无赖耍泼的牟利性上访。三级终结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苏[3件]、浙[10件]、皖[3件]、沪[2件]、鲁[11件]、赣[6件]、闽[5件]。

联席会议针对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安置、国有企业改制、部分企业军转干部、涉法涉诉等信访突出问题，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重要地点指天安门周边地区、中南海周边地区、玉泉山、中央领导驻地、外国使馆、联合国开发署等。

因此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对这些异己的力量进行普遍的回应，遏制信访的政治动员可能性。王某某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在此政策之下，信访中的越级上访、无理上访、上访老户等问题，依然严峻。在法律上，则出现了刑法的溯及既往使用，违反罪刑法定的问题。